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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
刘萌萌
刘萌萌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36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。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等文学期刊，获首届孙犁文学奖。河北省第三届十佳青年作家。暗 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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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是寻常的一幕，经过语言和岁月的淘洗，焕发永恒的辉光。她摊开一只手，耐住性子向好奇的多事者一遍遍解释，家里为什么只我一根独苗儿，一个单薄的女孩。她手上也许正拿着一棵葱剥下脱落的葱皮，或抓着菜铲在油烟腾起的锅中翻搅，再不然，往晾绳上搭挂洗过的衣物……不管哪种情形，天空很快低矮、昏暗下来，终于低过屋顶，最后，缩成一顶泛黄的旧床帐。 女人蜷在帐子里，病恹恹的，喝口水也呕吐不止。她摸了摸女儿的头，说自己病了，叫她去和隔壁的八丫玩儿。说完，自顾睡去。女儿像是没听懂，一眨不眨地看着女人。粉色围兜下，碎花棉袄鼓鼓的。三岁的女儿像一尊泥佛，一动不动，清亮的眸子噙着薄薄的雾状的忧伤。也许，那不是忧伤，只是以她幼稚的年龄无力穿透的困惑和无边的孤单。 “你没去玩吗？”一觉醒来，眼前的女儿吓了她一跳。女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妈，你好点没？”她说，她就在那一刻做了决定。去他的刘长礼，去他的狗屁儿子。接下来，她一如慷慨赴死的女英雄，大义凛然地抱起女儿，匆匆忙忙赶往大队部，办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。 童年时，每次她讲到这儿，我都感觉一道恩慈的霞光，静静照耀着我，照耀着我们母女。我尚不知有上帝、基督一说，只感到被选中的喜悦。隐秘而温暖的光束，照亮略有懵懂的面孔，也像从天而降的银河，沐浴着幼稚的身心。大人们故作聪明的调侃和戏谑。嬉笑放浪的嘴巴里，隔三岔五蹦出一个不怀好意的弟弟或妹妹，令我头痛而恼火——滚远点！我不要弟弟，也没有妹妹。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。 是的，只有我。2
独生子女，“一孩儿化”。双职工家庭。两地分居。返城知青。时髦的主流标签，哪样也没落下。 我家似乎注定处于时代前沿，占尽新鲜的话题。状况似乎并不坏。开支少，负担小，父母将余力倾注给唯一的孩子。当然，旁人看来，这可能使她沾染娇惯的恶习。那可是工人阶级大放异彩的辉煌时代。说起工人，镇上的人“大”字当头，出口便是“大工人啊”。无论母亲多么瘦小，也是大的，是有力量的。说她有力量，皆因母亲手上捧着，怀中揣着的，是一只瓷实的铁饭碗，风吹不散，雨淋不烂，让那些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羡慕得皴起了鼻子。他们说的铁饭碗我没见过，大小，形状，深浅一概不知。但它确如传说中金光闪闪的符咒，带来祥瑞，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。镇子上绝大多数是农民。常有驾车的骡马、毛驴当街穿过，黄汤荡漾的粪桶在车屁股后恣意摇荡。院子里的毛老太为旱厕失窃的粪便心痛得长吁短叹，仿佛不讲道义的蟊贼窃走了一季的收成。班上的同学也是农产品，浓郁的农业气息来自土味弥漫的日常用语，也来自他们身上一年四季拣不尽穿不败的哥姐穿剩的旧衣裤。混迹他们之中的我，像一株新鲜的向日葵，被金线般的阳光环绕。 休息日，母亲带我去看电影。从《天方夜谭》到《城南旧事》，演什么看什么，什么都好看，看什么都高兴。看过巴基斯坦影片《永恒的爱情》，从电影院出来，我们记住了美丽的女主人公：罗茜公主。罗茜，罗茜，默默呼唤着花瓣般娇艳的名字，为她痴迷，为她难过。我敢打赌，走遍县城，没有谁像我的母亲，一口气连看三遍。三遍不过瘾，还跑到音乐制品商店，买回印有主人公头像的主题歌片，字迹细密的歌词，密码似的曲谱。那些从喉咙飞溅而出的浪花，勾动颤栗的内心，扩散着河水般弯曲的波纹。睡觉的床上，溢满泡沫的洗衣盆，揉面的案板，房间里到处歌声萦绕。深情的旋律像一部长长的滑梯，一遍遍爬上去，懵懵懂懂滚下来。潮湿的音符在枯燥贫乏的胸腔如春风拂荡。大脑中某个迟钝而晦暗的角落，突然被射入的一道强光唤醒。 无疑，罗茜连同她的美丽和忧伤属于银幕，和我们看过的那些影片一样，在时间的推移中变得模糊浅淡，直至遗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竟再次闯入我的生活，成为某样和我联系紧密的事物。那天傍晚，母亲下班回来，兴冲冲举起手上的包裹，冲我晃了晃。她并不真的打算让一头雾水的我揭晓谜底，在我有所反应之前，已经三下五除二拆开包装。来不及完全看清之前，我就已经惊呆了，那是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，而不是某样具体的事物，可它又的的确确切实而具体，入微而生动：那是一条红色的喇叭裤，裤管上的长颈鹿卷曲着可爱的长睫毛，打量着我和我身边的世界。母亲说这叫罗茜裤，款式和罗茜公主身上的一模一样。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裤子，形同喇叭的裤管，仿佛在向整条街道，整座县城，向全世界大声扩送着美丽的消息。母亲转身拿过一个纸包，抖开来，是一件红色上衣。天呐，和裤子像是一套。母亲把焕然一新的我推到穿衣镜前。她上下打量，看看镜子，再看看我，满意地点点头，“好，好看。” 回想起来，“罗茜裤”该是母亲心血来潮的灵光一现，借此证明，时髦程度，如热映的电影正当风行。否则，“罗茜”怎么可能打入童装，而弃成人于不顾。对于美丽的罗茜，以及发生在她身上的生死不渝的爱情，情窦初开的姑娘们可比乳臭未干的稚童更为触动。 我穿着罗茜裤，跟着母亲上了两趟街，路人惊奇和艳羡的目光，让小小心脏涨满了得意。当我习惯了喇叭花筒般微微打开的裤腿之后，就放心大胆地穿它上学了。 月娥妈提着热烘烘的猪食桶出来，见我脚蹬绿皮鞋，背着书包，低着头掂量先迈哪只脚才对劲，立刻撂下猪食，大呼小叫：啧啧，真是大工人，双职工啊，看你妈把你打扮得，从头到脚得多少钱呐！这身行头，够吃多少天猪肉哇。 我不信自己少穿一件衣服，家里能多吃半月猪肉。但我隐约感到，对待吃肉这件事，我们是认真的，认真得近乎郑重。和很多家庭一样，我们从肉里吃出隆重的、热烈的节日气氛。 母女一天的生活，是在陈旧粗粝的风声中开始的。天蒙蒙亮，窗上的塑料布扑噜噜响，像藏着一窝鸟儿。母亲捅开炉火，红亮的火舌窜出来，“哔哔剥剥”一阵响。母亲隔着棉门帘唤我。我掀开被子，跳起来，穿妥衣裤，抓起桌子上的两毛钱和白瓷碗往外跑。“脚下慢点，别摔了。豆腐掉了不要紧，回家来……”母亲的叮嘱从身后不依不饶地追过来。 豆腐坊不远。出门直走，走到底，不足五百米，一个红鼻子中年男人操着一柄方头铁铲，将羊脂玉似的豆腐一块块铲到伸过来的碗里，一边接过钱，麻利地揣入围裙。人们端着或大或小的瓷碗，神情严肃，像是进行某种庄重的仪式。其实，只是都不想吃亏，更准确说，最好占一些便宜。大家眼巴巴盯着热乎乎的豆腐，默默叨念：老天爷，让我拣到豆腐边吧。宽厚的豆腐，多出的颤悠悠的一小条，仿佛上天慈悲的恩典，够心情好上一整天。我们把这种豆腐叫水豆腐，拌小葱鲜嫩可口，很是下饭。母亲最拿手的是“鸡刨豆腐”：豆腐在热油锅中铲碎，倒入带着陈年旧色的豆豉酱，盖上盖子，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贴切肠胃，安抚心神。待火候差不多时，揭开盖子，撒上红绿椒丝，鲜香滋味扑面而来，钩起早就按捺不住的馋虫。 父亲乘着呜隆隆的火车从外地回来。我们将豆腐的好处抛之脑后，像个薄情的负心汉，忘了素常滋养的恩德，将其阻拦在餐桌之外。我们重拾梁山好汉的遗风，卯足力气，在盘碗间大快朵颐：红烧肉，炖肉，炒肉，蒸肉，鸡肉，鱼肉……满桌的高热量比炉灶里的火焰更加熊炽。父亲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什么时候过节。少了父亲，年夜饭也寡淡得没了滋味。升起的烟花和不时炸响的鞭炮声中，清冷的房间愈见落寞。三口之家，父亲是供我依偎的半壁河山，另一半自然是母亲，他俩携手撑出拱形的岸，我是波心唯一的明月。多年后，我在数学课堂上学到一点浅显的知识：三角形是最为稳定、牢靠的结构。我们一家三口，彼此偎依，互相依赖。一个牵掣着另一个，一个支撑着另一个，不管从哪条边，哪个角度看上去，都忠诚得无懈可击。 我又梦见和母亲接父亲回家。拥挤的站台，人群溪流般左冲右撞。母亲把我拉在身边，眉头皱出一个川字。我提起脚尖，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寻找着父亲的脸。有那么两回，站台上的人走光了，也没看到父亲的身影。突发的小概率事件，让父亲错过了事先约定的车次。一无所知的我和母亲，心头瞬间结满冰雪，那匕首般明晃晃的令人疼痛的绝望，直追到多年后的梦里来。3
父亲的病，我们早就知道的。 那一年例行体检，影像报告单上，父亲双肾各有一个囊肿，小的直径1.2cm，大的1.7cm。医生拿起报告单，又放下，一副成竹在胸的笃定：“不接着长，就不必管它；如果长势迅猛，长大些再手术不迟。”听起来，这个小东西一点也不可怕，现代医疗手段对付它绰绰有余，轻松如探囊取物。 当然，这是医生的说辞。它过滤了血缘之亲的情感，屏蔽了身体对于利刃、伤口和流血的恐惧。医学的视角精确，冷漠，一如冷冰冰的金属仪器，只观测、关注病灶，及病灶的消除。至于其间的种种细节，生活的，生理的，内心的，精神上的阵痛与痉挛，全都忽略不计。没人问那额外承受负荷的肾脏，对于悬而未决的一刀，是否心怀忧惧。 父亲身体上的病灶，牵动着母亲敏感的神经。医生几乎要拍着胸脯向这个面色忧戚、疑虑重重的妇人打保票了。父亲肾脏上的囊肿的阴影，如雨前翻滚的乌云，将母亲从头到脚遮罩住。母亲难以释怀的忧心令医生感到不耐。他摆摆手，下了逐客令。 退休多年的父亲，饮食趣味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从前，他钟情大碗吃肉，大口喝酒。有一回，好好的五花肉被他烧成焦炭。他就着辛辣的老白干，一块肉一口酒，眉飞色舞。有一阵，父亲自觉身体不好，悲观又胆小的他，不肯去医院，而是一连几天，从食堂打回满满一碗红烧肉。肉吃了，可疑的症状也没了。豪爽的食肉岁月连同畅快的激情一去不返。现在，他耐着性子，开着温吞小火熬制养生粥。他放胆吃的，是各种绿叶菜。他厌恶香菇，菇类特有的气味令他退避三舍。可是，说不清哪一天，他突然爱上这种矮墩墩、散发着微腐气味的黑雨伞，他像微雕大师那样，用刀细致地在香菇顶上切出十字花。他得意地瞥一眼愣在一边的我，滔滔不绝地讲解香菇的种种好处。上了年纪的父亲，谨慎地活着，在铺天盖地的养生知识中调整着生活方式。比如戒掉久坐，晚饭后走路锻炼，饮食趋向清淡，提防高血压，糖尿病，痛风等在他的兄弟姊妹中有所显现的疾病。 不是父亲聪明了，是他老了。 不是我们聪明了，是我们老了。 父亲和母亲的聊天，仿佛走在泥泞的雪地上，一不留神，就跌到回忆的岔路上。时光扑朔迷离，过去和当下纠结在一起。老去的脸上泛起鲜亮的光泽，眼神变得温润，就连筋骨也恢复了往日的柔韧。父亲说起他们在同事家中打牌到深夜，那户人家养了许多母鸡，贤淑好客的女主人煮了满盆鸡蛋当夜宵给大伙充饥。父亲感叹，他从没见过那么大个儿的鸡蛋，随便一个就是双黄蛋。绰号“大华侨”的男同事，去劝解吵架的夫妻，一来二去，与女主人互生爱慕，不顾众人百般阻挠，终是结成婚姻。因为害怕对面走来的领导，值夜班的老马不小心被机器吞掉半根手指……早已退下来的领导，两年前去世了。倒是手指残缺的老马，还好好地活着。每次，谈话都以一成不变的叹息收尾——唉，怎么活着活着就老了？衰老，是重复不倦的话题，也是昼夜翻越的山脊。他们交流衰老的感受和心得，身体上或明显或隐约的症状，比如大脑迟缓，记忆力减退，动作不谐调，等等。悲观和焦虑在彼此的认同中攀至顶峰。谈话就此歇落。几声叹息，跌入良久的沉默。 作为家中唯一的晚辈，三人之中最年轻的年轻人，我想方设法冲淡衰老带来的悲观和压抑。我安慰年逾古稀的父母，说，并不是这样，积极锻炼，保持乐观心态，很大程度上可以抵御、延缓衰老……这些自欺欺人的鬼话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听下去。是的，事实正如父母所说，日薄西山，风烛残年。过去的乡下人讲，那就是“土埋半截”。不，那些老实本分的乡下人，说话的时候，还不到五十岁。过了七十，在他们看来，是不是已经来日无多？按照乡下过去的习俗，是不是早已备好棺材，停放在储放粮食的昏暗老屋？在人躺进去之前，金色的稻谷堆积出五谷丰登的人间。风吹万物的人间，多么让人贪恋啊。 父亲时常叨念着一句话，“人到七十古来稀。”言外之意是，过了七十岁，往后活的日子都是赚的。这几年，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时不时提高音量，发起火来，对我和父亲多有指责。不为别的，她的表达跟不上思维的节奏，自己没说清楚，反而嗔怪对方驽钝。有时候，她的发音吐字张冠李戴，心里想的是“对”，顺口而出的却是“冬”。去医院检查，诊断小脑萎缩，这意味着，她已经走在傻去的路上。终有一天，亲人的面孔也会变得扑朔迷离。聊以安慰的是，病程发展缓慢，十年，二十年……谁也说不准，疾病会不会某天突然加紧疯狂的步伐，在她干枯的身体里攻城掠地，摧枯拉朽。医生拿不出良方，所提供的，是延缓、辅助……是的，尽量拖住疾病，无限拖延那悲凉、悲伤、悲哀的一天的到来。毕竟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……这样说来，所谓治疗就变成在药物的帮助下，患者与疾病之间展开的赛跑。看不见终点的赛场，正应了黄霑那句——谁胜谁负天知晓。而在发病前离开这个世界，似乎成为值得期待的福祉。 生活具体而琐碎，一天去了一天又来。我们兴致勃勃筹划着某趟远行，商量家具物什的添置，菜篮子更是一日耽搁不下。我们好像忘记了前路的隐忧，投身并享受当下的欢愉。出于天真的爱好，我买回一只竹编提篮，上下两层，焦糖色，摆在茶几上映亮一片。构想中有茶，咖啡，小而薄的甜点，如同蛋糕上的蜡烛，点亮一小段甜蜜的时光。提篮仿佛一块磁石，一座灯塔，忙碌而潦草的生活中，吸引着略有倦怠的目光，暗示出美妙的航向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倾注了缤纷想象的提篮被气味复杂的药物包围得密不透风。治疗心脏的，调节血糖的，改善脑血管循环的，增强骨质的，防止血栓的，消炎止痛的……母亲每餐必服的银杏叶片和比格列醇也在其中。母亲开心地说，有了这篮子，她再不愁找不到手头的药。我愣在那儿，一时语塞。顽疾当前，哪有浪漫的容身之地。那些隐形的疾患，张开黑洞洞的巨口，像我童年深深恐惧的幽灵，狰狞陡峭的獠牙上，飘荡着险恶的笑。童年里被我吹上天的肥皂泡，那些彩色的梦幻，虚无而飘忽，最终难逃在阳光下破碎的命运。4
该来的总是要来。 父亲的双肾囊肿，潜滋暗长。因为疫情和大意，父亲两年没有复查。近期发现，右肾囊肿达到5.9cm。医生说，尽快手术，越快越好，拖延下去，严重损伤肾功能。 要不是碰见在医院上班的熟人，各项检查至少要用去两整天。我本该全程陪同，母亲执意不允。她说，你安心上班，这些检查我陪着。我想起小时候和母亲去抬水，短短的一段路，母亲不断把水桶往她那边移，减轻我这头的重量。 父亲住院手续办妥，我得和单位请假了。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，我还得和我的搭档交割。我空缺的课堂，得由她顶上。我的话一出口，她惊叫起来：“啊，你照顾你爸？多不方便啊。你家就没一个男人？”我明白她背后的潜台词。我也理解她的不情愿。换我也一样。只是，她突然让我明白，我不曾启齿的顾虑和担忧，都在情理当中，人所共见。不是我矫情，不是我多虑，更不是我满脑子乌七八糟的杂念，而是切切实实——不方便。我不介意她的心直口快，刺骨的话，也未能掀翻我的皮肉。我笑笑，淡淡地说，我爸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。说完，我背起包，匆匆离去。5
父亲在病床上刷手机。左手碗上的手环，提示着他的病患身份。父亲是病人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。他以轻描淡写的态度，化解我们母女的紧张。母亲抱出一大包成人尿不湿。见我一脸不解，解释说，待会儿护士来给父亲做术前灌肠，万一腹泻，免得弄脏床单。我“嗯啊”地应着，克制着内心隐隐的不适。人一旦生了病，便沦为又脏又破的布偶，在一连串的既定操作中，机械地走完全程。体面、自尊，哪样也顾不上了，亟待解救的病体才是切实的，其他都是抓不住的虚渺。气质，风度，学识……比起灵魂寄居的皮囊，其他皆如尘埃草屑。 父亲竭力减轻自己的病给家庭带来的麻烦。起初，一说手术，我就慌了，坚持去市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市里医疗资源更完善，设备也更先进。即便在县城，城镇中心与城郊的差别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何况，一场手术，简直是拿性命去冒险。不出意料，父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固执的态度和平日判若两人。他的理由是手术小，没风险，县里的医生也能轻松胜任，没必要舍近求远。我和母亲明白，父亲反对，是不想给我们再添负担。去市里，意味着一连串的麻烦：找旅店；在医院和旅店间奔波往返；一日三餐；日用也不方便，等等。紧要关头，母亲表现出大将的从容气度。她仔细咨询了医生，并且找来相关资料，冷静评估手术风险，最终决定在县医院手术。我们确认，手术已相当成熟。特别是主刀医生，面对天真的较真，挥了挥惯握手术刀的手，成竹在胸而又无比轻蔑：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差不多整座县城的病患，都是我动的刀。他的不屑，让我们提到喉咙的心脏松快许多，又在他鄙视的语气里，安稳地落回原处。可是，手术到了近前，心瞬间悬起来，先前的那点儿信心宛如凄风冷雨中的烛火，飘忽摇曳，难以倚信。 我们忧心忡忡地等了一个早上。九点多钟，一名男护士推着担架车来到病房。他很年轻，口罩上的眼睛流露几分孩子气。我们母女像缺乏训练的士兵，手忙脚乱。在帮助父亲躺到担架车上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说，“不急，不急”，还细心地抻平父亲身上的被单。他转过身，反过双手拉着担架车，大步腾腾，像头健壮的牛犊，轰隆隆出了病房。我扶着母亲小跑着紧跟在后。担架车又大又重，我不时帮忙推一段，穿过拥挤的人群和走廊转角。 我和母亲在手术室门外止步。男护低头对担架车上的父亲说，“叔，放心睡一觉，醒来就好了。”这个年轻人不知道，他职业化的善意，带给我和母亲多大的安慰。他的脸被口罩遮住。绿色的手术服，深蓝底子的碎花帽，乌黑的眼眸显得深邃。 一同手术的，还有两位女性患者。年长的做子宫摘除，明显年轻的是准备剖宫的产妇。 光线很暗。我隐约看见仰在担架车上的老妇的脸，像枯卷的荷叶打着褶子。作为儿子，担架旁的中年人有些焦虑，他一边安慰母亲不要紧张，一边发牢骚，指责医生行动迟缓。 坐回走廊的椅子，我和母亲都舒了口气。我们估算父亲一时还没手术，大概在做术前准备。母亲看着手术室的方向，说，中途医生不出来叫家属，就说明手术顺利。我点点头。母亲的屁股下面坐着一只帆布袋，里面是三万现金。钱放在病房她不放心，非要带在身上。“这年月，人心不古，看上去道貌岸然，打开肚皮，花花肠子五颜六色。”调侃了一辈子的母亲，这会儿的戏谑更像是惯性使然。我的大脑一片混乱。我的感觉从未这般强烈。天地空阔，荒横四野。天地间，只有我们母女和手术室里的父亲，打不散割不断。半生沉浮，我经历过的那些面孔，无论冷热寒暖，皆遁入遥远的空茫。 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一家人去看电影。父亲去售票口排队，我和母亲提着糖果和瓜子在不远处等。那是一片漫坡，我和母亲刚好在高处。看着父亲头顶棉帽挤在人群中，母亲说，“看见你爸一个人在人群里，我就觉得他很可怜。”母亲随口的闲聊，我一直没忘，这么多年，它反复印证我的感受。无论何时，看见独行的父亲或母亲，我的心，就会无来由地被什么撕扯一下，微微地痛，凛凛地疼。和母亲一样，我说不清因由，却忍不住猜测，父亲也是这样怀着柔软得近乎虚弱的心肠，注视人群里的妻女吧？ 整个等候区，已是密麻麻一片。正在手术的，除了我的父亲，就是那两位女性病患。母亲也发现了周围的盛景。她挺起身子，张望着感叹，这两家来了多少人啊。接着，她顿悟似的，“农村，一定是农村人。农村亲戚多，一搂一大（耙拉）pa la 。”这两个字是我连蒙带猜的。农村，多草，耙子一搂一大把。借用此处，极言亲戚之多之盛。感慨之余，是不是更多羡慕？那么多亲的疏的远的近的守在手术室外，无论如何，对病人都是莫大的安慰。相比之下，人丁稀薄，对于一个家庭而言，是一种先天的缺欠和不足。而这种缺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老去的过程中，越来越显而易见。就像父亲，母亲，还有我。 一个女医生阔步出来，高叫着名字。年轻的男人和几个女眷冲过去。医生递过怀里的婴儿，说，女孩儿，大人平安。男人抱过女婴，女眷们再三道谢，急急忙忙离开了。庞大的亲友团并未散去，娘家的一拨人马守到产妇从手术室中推出，才在热络的慰问声中杂沓而去。 隔了一阵子，也可能很久，一个医生倚在手术室门口喊人。每次医生出来我和母亲都紧张地侧起耳朵。很快，发着牢骚的中年男人直奔过去。医生把切除的子宫给他看，告知手术顺利。又隔了一会儿，老妇被推出来。身边呼啦啦应声而起，一群人像迎接凯旋的英雄，前呼后拥地走了。剩下我和母亲，像轻飘飘的白纸，空荡荡。 读过一篇帖子，作者将五花八门的孤独按轻重指数列出等级：一个人吃火锅的孤独，一个人看电影的孤独，一个人逛街的孤独，一个人睡在床上的孤独，一个人看病的孤独……而孤独的珠穆朗玛，是一个人拖着病体，去医院做手术。还真是啊，孤独的锋刃，比手术刀还要凌厉，不必削铁如泥，却如毒酒蚀人心魂。有人跟帖说，自己曾独自去打点滴。马上有人嗤之以鼻：小儿科。我一个人去门诊做手术，麻药醒来，自己开车把自己送回家……这篇讨论孤单的长帖，洋洋洒洒，像热闹开放的聊天室，深夜读来竟有觥筹交错的恍惚。同是天涯沦落人——“我干了，你随意……”有来言，有去语，也不乏自说自话的醉意。只是，那么多孤独的人聚在灯下，七嘴八舌，也未能把“孤独”捂热。孤独，如同雪山顶上神秘的发光体，高远、孤寒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冷冷映照着一场虚假的盛世狂欢。而如我一般，一言不发、冷眼看帖的，有没有，又有多少呢？ 这世上，孤独的人，总是那么多。 …… （节选）本文刊发于《中国作家》2023年第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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